二十年前的今天，我还在小学，当时不知道谁是海子，不知道有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根着自己的感觉走向了重生。

知道海子还是从他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开始，当时感觉这是一首多么明媚的诗，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爱。

其实直到如今也未能真正的体会作者的落差。

我喜欢海子，更多的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他的率真的性情，和天马行空的作风。

从山海关到90年代或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却迈的那么的沉重。

 

附：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次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白雪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的珍爱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一滴不剩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天马
   赐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我在寻找一个位子，
一个自己喜欢的位子。
我在寻找，
一天一天。
一直在寻找，
三十年。

 

越来越多的东西，
绊住了找寻的范围。
责任，道德或许还有自己心里的那一丝满足。

 

守旧更喜欢探索，
尝试但不愿坚持。
是恋恋不舍，
是死生契阔，
亦或是一习承欢

是始乱终弃。

 

我愿意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件事情，
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自己快乐，
让周围的人被我感染。

 

三十年过后，
是否有人可以让你永不忘却，
三十年过后，
是否有人陪你相濡以沫。

 

当梅花开过，
樱花再一次绽放，
我还在找，
找一个位子。

我们这一代的五四宣言

    曾经以为历史的舞台很高很高，我们今天却站了上来！

    感谢奥运，感谢圣火，感谢全世界给我们加油和鼓励的人们。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惧和敌视的人，感谢所有傲慢与偏见、遏制和打压、误解和谩骂。风，让火燃得更旺；雨，将浊气一扫而空。风雨中，我们登上舞台，宣读这一

代中国青年的五四宣言。

    在许多人眼里，我们曾经是那样的脆弱、幼稚、孤独、另类甚至卑微。

    在许多人眼里，我们“独生子女”“小皇帝”，从小娇生惯养、我行我素，不懂得兄弟姐妹的友爱，不懂得对父辈心怀感恩；我们被“素质教育”折磨得死去活来，沉迷网络游戏，缺乏传统文化修养，更不要说什么远大理想。

    在许多人眼里，我们在不该早熟的时候早熟，在需要成熟的时候懵懵懂懂，超女快男是我们的标签，我们“既缺乏50后与祖国共命运的伟大情怀，也缺乏60后追求精神解放的觉悟，同样缺乏70后善于自省的精神”……

    我们读小学时，读大学不要钱；

    我们读大学时，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然而，就是我们这群人，从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里抬起头来，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发出震撼世界的呐喊！

    卡弗蒂们巴不得我们都是“愤青”，可相当遗憾，我们不是。我们学过历史，我们不是“造反派”；我们痛恨暴力，所以才对拉萨狂暴的“藏独”深恶痛绝；我们珍视和平，我们深信，再给中国一代人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卡弗蒂们巴不得我们都是暴民和匪徒，可相当遗憾，他们的诅咒永远只是诅咒。既然有分辨虎照、羚羊照的眼力，我们就不会分不清善恶和是非；既然有捍卫火炬的勇气和信心，我们就有“放过法国人宽恕西方人”的宽容和大度；既然有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慷慨陈词的雄辩口才，我们为什么要学卡弗蒂，令人不齿地攻讦和谩骂？抵制？你是说抵制吗？那些人可以用“抵制奥运”来威胁我们，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以牙还牙、吓唬他们一下？（如果让家乐福受惊了，我们在此深表歉意——等风波过去，我们会去采购很多很多）哈哈！

    总结圣火风波，必须承认，我们对江湖的险恶估计不足。我们曾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走向繁荣，在任何人眼里都是世界之福，所有人都会乐见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分享我们凤凰浴火的喜悦。然而，剧情跳出了我们温情、善意、阳光灿烂的剧本，以一种复杂得多的章节展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暂时还只是一个梦想。

    的确，西方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但坦诚地讲，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同样可能失之肤浅。这种肤浅，让我们容易将对方的理念和行为，局部与整体，政府、传媒与民意混为一谈，迷失其间；这种肤浅，让我们往往误把特定的游戏规则视作普世价值，把竞争中的利益权衡视作文明冲突，时而艳羡邻人的富贵高雅，渴望倾盖相交，时而又高筑藩篱，鸣鼓而攻。

    从历史的角度，中华文明的宽广深厚，足以令人自豪；从现实的角度，在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中，我们还是名副其实的New Comer。30年改革开放，我们以经济的腾飞换来了跻身VIP俱乐部的门票，但在很多方面，我们远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2008年的五四，中国青年无可回避地面对新的世界、新的使命。

    1919年五四的北京街头，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们高举双臂，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那一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是我们这个年龄。

    从那时开始，1935年一二•九运动，1976年四•五运动，1981年大学生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1999年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青年爱国大潮引领历史的脉动，将积贫积弱的中国推上自强之路。

    今天，这一浪由这一代人掀起，我们站在历史的潮头！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我们的回答是：向前走！

    2008年8月的北京，未必一切都尽如人意，但青年志愿者的微笑是真诚的；北京“的哥”英语可能还有些磕巴，但我们沟通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

    所有友善、理性、有正义感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这个世界和谐运转的基础；所有跟我们红过脸、打过架的，我们也都欢迎——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未来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今天我们彼此的意愿和交流的深度。

    “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只在掌声中前进”。无论“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有多厚重，我们都奋力向前，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站上历史的舞台，秉承前辈的血脉，承载世界的目光，历史正倾听这一代人的回答！

我言不由衷的时候
如果不是为了逃避
就一定是因为寂寞
爱情也许并没有真的让我们那么失望

失望只会是因为我们的放弃
一只风筝只能为一根线冒险
这个城市有太多暧昧的感情
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让我遇到你
在最和谐的时刻 为你 我在空气中等了五百年
向上天祈求能与你在一起 上天把我幻化成空气
永远的落在你变化成的树上 温暖的阳光下
空气中飘浮的灰尘 粒粒都是我今世的期盼
五百年了，我还是没有变

我们匆匆相识 匆匆言爱
做完这一切 就不再联系了
——只是我不再快乐
后来想想 必定如此

 

部分名著的“知音体标题”

       《卖火柴的小女孩》——《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

       《鹿鼎记》——《谢谢你给我的爱：致我生命中的七个女人》

       《红楼梦》——《情天恨海奈何天！表兄妹近亲乱伦禁忌酿成的爱情悲剧》

       《泰坦尼克号》——《冰冷的大西洋！带走我的爱人！一个富婆与穷画家的旷世畸恋》

       《牛郎织女》——《苦命村娃高干女——一段被狠心岳母拆散的惊世恋情》

       《神雕侠侣》——《云开日出 十六年的爱情守候终成正果——独臂少年师徒畸恋惊天动地》

       《唐伯虎点秋香》——《我那爱人打工妹哟，博士后为你隐姓埋名化身农民工》

       《白蛇传》——《我那文弱的书生哥哥啊，你可知痴心妹妹已为你等候千年》

       《舒克与贝塔》——《过街老鼠发奋做飞行员和坦克手，低贱角色奏出生命最强音》

       ■《知音》杂志部分标题

       《两巨贪次第落马，惊曝出一个“职业高官情人”》

       《出轨岁月孽债难偿，大义亲夫携我走进苦海》

       《“15岁高考女状元”坐台抢劫，年少怎知去闯荡》

       《替女出气打死14岁少年，天下儿女啊天下父母》

       《哥哥姐姐一往无前，托起博士弟弟如山生命》

       《愧对家国望断天涯路，迷途大郅真情归来》

       《这样很好，“难忘初恋”曲终人散》

       《婚姻保卫战，有个女人横刀立马》

       《抢嫁城里人：两个打工妹血泪合流“都市婚姻场”》

       《卖妻！一桩穷凶极恶的离婚阴谋》

       《证券女老总，何苦用金钱堆砌你的残庭冷院》

       《傻傻的爱情啊，女大学生自导自演麻醉抢劫案》

       《血染的游戏：合同丈夫回家了》

       《弟妹们，欢聚在大哥孤独的双拐下》

       《凄美，那鸟飞的声音》 

        冰心，人如其名，一个淑雅高洁的大家闺秀式女作家。与同时代的林徽音、丁玲、庐隐、凌叔华等女作家不同，她的一生除丈夫吴文藻之外，并没有传奇的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情事。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当年给冰心的父母写信求娶冰心时，曾用了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赞美冰心———“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这句写在两人婚姻起点上的话，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冰心的一生……冰心，人如其名，一个淑雅高洁的大家闺秀式女作家。与同时代的林徽音、丁玲、庐隐、凌叔华等女作家不同，她的一生除丈夫吴文藻之外，并没有传奇的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情事。社会学家吴文藻在当年给冰心的父母写信求娶冰心时，曾用了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赞美冰心———“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这句写在两人婚姻起点上的话，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冰心的一生。
　　冰心与同时代的很多男作家有君子之交的好友情分，比如老舍、巴金、沙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冰心的文章中绝少提到梁实秋，这当然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而在政治解冻的80年代之后，梁实秋在冰心的笔下屡屡出现，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两位文坛名宿之间，也有着“非比寻常”（冰心语）的友谊。
　　1987年，吴文藻已故去两年，冰心因腿伤而很少出门，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八十七岁的老人独自静坐时，常常陷入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和怀念之中，她开始写《关于男人》的怀人散文系列。早在1943年，她在抗战的后方重庆曾经与梁实秋一起应朋友之邀，给一个刊物写一些小品文，后来她把文章结集为《关于女人》，在当时颇为畅销；而梁实秋的文章则在去台湾后结集为风靡海内外的《雅舍小品》。晚年冰心写作的 《关于男人》，写到的是她“人际关系中的悲欢离合， 死生流转”，她说：“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在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写到梁实秋。而当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女士到北京拜访冰心时，冰心在悲痛中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
　　梁实秋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现代文人。他曾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赴美留学生，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同班同学，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终生以大学教授为职业，讲授文学批评、英国文学；在授课之余，又从事翻译，以一人之力用四十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在世界翻译史上是一个辉煌的壮举，而他的散文作品也很脍炙人口。
　　梁实秋与冰心的相识，是一种缘分。
　　1923年7月，也就是梁实秋即将赴美留学的前夕，他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繁星〉与〈春水〉》一文，对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两部小诗集做了批评。当时的梁实秋正处于“青春的浪漫”中，强调诗必须是情感充沛的；而冰心的小诗在风格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是在生活的溪流中捕捉带有哲理意味的朵朵浪花。在这种诗中，诗人的情感不是宣泄式的而是内敛的，它的魅力不在于澎湃的激情，而在于平中见奇地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哲思。
　　但是在梁实秋看来，“没有情感的不是诗，不富情感的不是好诗；没有情感的不是人，不富情感的不是诗人”。他觉得写这两部小诗集的冰心是一位冰冷的女作家，诗让人读完后，得到的只有“冷森森的战栗”，并且梁实秋告诉读者：“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和《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梁实秋的这种诗论当然是一家之言，但在文坛上却是一篇醒目的反调文章，冰心当然也读到了。这时的冰心在全国文坛上的声望要比梁实秋高得多，被梁实秋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小诗，当时正风靡文坛，其体裁成为很多文学青年模仿的对象。可想而知，梁实秋的这一大篇宏论是很难让她服气的。
　　那篇文章发表后没几天，梁实秋就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在这艘船上，经许地山的介绍，他认识了自己刚批评过的小诗作者冰心；冰心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梁实秋问她去美国修习什么专业，她说是文学，然后礼节性地问梁实秋学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文学批评。”他们的谈话到此就打住了。
　　其实在文坛上，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往往最反感那些文学批评者，在他们看来，做文学批评的人大都是些自以为是的人，总是指指点点地倒人胃口，他们和那些文学作者之间，好像是天生的冤家，总能制造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好像永远不会有共同语言，否则怎么会有批评呢？
　　但冰心和梁实秋之间却渐渐产生了共同语言，毕竟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而且当时的梁实秋也正热衷于做诗。他们在海上摇晃了几天后，许地山、顾一樵、冰心、梁实秋这几个志趣相投的人，一块儿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的入口处。有了一些交流之后，原有的偏见慢慢消除了，两人成了好朋友。梁实秋甚至把对女朋友程季淑的思念也向冰心倾诉，告诉她在上海与女友分别时，自己竟大哭了一场。
　　到了美国后，梁实秋先是去了科罗拉多，获得学士学位后，第二年进了哈佛大学，冰心就读的学校是威尔斯莱女子学院，两所院校同在波士顿地区，相距一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每逢周末或美国的假日，梁实秋就邀几个同学去访问冰心，因为在同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冰心无人做伴，只身一人在威尔斯莱女子学院。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湖社”，近似一个学术组织，由于每个人专业不同，他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有时候，冰心也和梁实秋他们一起到波士顿的杏花楼吃广州菜。随着友情渐渐深厚，粱实秋发现冰心“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1925年春天，波士顿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忽然心血来潮，要演一出说英语的中国戏，而且筹划的责任就落在梁实秋与顾一樵的身上。他们经过一番讨论，选定了《琵琶记》。这出戏需要一个男士来演蔡中郎，一个女士演蔡中郎的发妻赵五娘，一个女士演蔡中郎新娶的妻子牛小姐，也就是牛丞相之女。在这群留学生中，因为梁实秋以前在清华学校时有过表演的经验，所以男主角非他莫属。而两个女主角则分别由来自上海的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冰心饰牛小姐。这两位女士能同意在剧中扮演妻子的角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若是在国内她们是绝对不肯的。1923年夏天，梁实秋在清华学校为毕业典礼排演戏剧的时候，就因为没有女士愿意担任女主角，只好由他和同学吴文藻男扮女装。他们对传统戏剧虽然并没有多少了解，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编排，居然在开演那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正在牛津大学读学位的许地山知道消息后，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信中还调侃梁实秋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又是身在风气开放的美国，这一出戏演出结束后，朋友们都拿这几个人来打趣。而且因为大家都是单身男女，开玩笑的同时，也有人带着认真的成分。顾一樵当时看了许地山的来信后，就特地把这一段调侃梁实秋的话拿给冰心看，冰心知道他们的用心，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有人也常拿梁实秋和谢文秋打趣，而谢文秋有着上海女性特有的活泼和口齿伶俐的特点，与爱说笑逗趣的梁实秋很投合，因此当她和同学朱世明先生订婚后，冰心就调侃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实秋很喜欢“秋郎”这两个字，回国以后以此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后来结集为《骂人的艺术》，一度畅销。
　　


　　冰心去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二岁了，对于婚姻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按照她的理想，她不希望嫁一个文艺圈中的人，因为她总觉得搞文艺的人，多数性情浪漫，感情也大多不稳固。在晚年她还坚持这一看法，说：“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及行为。”她对徐志摩就始终没有好感，认为他的离婚再娶是“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她的愿望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丈夫，而自己则做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同时还能拥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她的这种理想既不保守，又不激进，平和而朴实。后来，她也真的遇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男士，就是吴文藻先生，他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时还对文学有着不凡的见解，他和冰心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专业领域，却有着很多共同语言，最终成为一对幸福的爱人。
　　1926年，梁实秋和冰心都从美国学成归国，并分别在大学里找到了立足之处。在此之后，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他们各自忙于立业成家，彼此间没有多少联系。
　　直到1930年以后，梁实秋应聘到青岛大学教书，他们才又取得了联系。梁实秋知道冰心喜欢海，因为她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和浩瀚的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了解她对海的感情，知道“她憧憬的不是骇浪滔天的海水，不是浪迹天涯的海员生涯，而是在海滨沙滩上拾贝壳，在静静的海上看冰轮乍涌”。他几次三番地给她写信，反复跟她说青岛的海滨风景是如何美丽，告诉她自己如何带领妻子和孩子们到海边捉螃蟹，掘沙土，捡水母，听灯塔呜呜叫，看海船冒烟在天边逝去，想以此“逗”她到青岛来。冰心确实对青岛很向往，她和丈夫商量后，给梁实秋写信说：“我们打算住两个月，而且因为我不能起来的缘故，最好是海涛近接于几席之下。文藻想和你们逛山，散步，泅水，我则可以倚枕聆听你们的言论……我近来好多了，医生准许我坐火车，大概总是有进步。”
　　但冰心最终还是未能成行，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一向不好，经常周期性地呕血。在美国的三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缠绵，著名的《寄小读者》就是她在病床上写成的。本以为可以与好友相会，却中途搁浅，让她非常遗憾，这种因病而生的遗憾，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并严重影响了她的创作生涯。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她无奈地说：“我无有言说，天实为之！”后来吴文藻到山东邹平开会，顺便到青岛梁实秋家里小住，领略了一下海滨风情。
　　1934年之后，梁实秋应胡适之邀，赴北京大学任外语系主任，这时的梁实秋事业有成，已经享有“当代批评家”和“英国文学专家”的声誉。为了有自己自由的言论空间，1935年，他在北京创办了《自由评论》杂志，当时冰心在燕京大学任教，梁实秋常常驱车去找冰心，“逼”她供稿。
　　抗战爆发后，梁实秋抛妻别子流落到昆明，后来又到了重庆。冰心和吴文藻不久后也到了重庆，战乱中相遇，彼此间更多一些关怀。梁实秋当时是住在北碚，而冰心夫妇住在歌乐山，恰好是梁实秋进城经过的路边不远的山头上。三人本来就是同学兼朋友，再加上当时又同为国民参政员，在战乱的时代背景下，倒有了更多的时间交往。梁实秋第一次去看冰心的时候，发现她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养尊处优”，房子虽是洋房，墙却是土砌的，窗户很小，里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湿，惟一可以怡人性情的是门外的几十棵松树。但是这样的房子也还是借来的，他们夫妇二人的生活实在是很清苦，最值钱的家当就是辛辛苦苦从北平背到这里的一张弹簧床，在流离失所的日子里，这确实是一件难得的奢侈品。
　　梁实秋居住的北碚，要比冰心的住处热闹得多，这里聚集了很多逃难的知识分子。梁实秋和同学吴景超夫妇在这里合买了一处住房，题名为“雅舍”。由于梁实秋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家累，再加上他性格开朗，才气纵横，谈吐幽默风趣，雅舍遂成为朋友们相聚的好地方，人气兴旺。冰心有空的时候，也来此一坐。大家说笑畅谈，常至深夜，冰心就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挤在一张床上，凑合着睡上一晚，第二天再赶回歌乐山。
　　当时同住北碚的还有女作家赵清阁，她在晚年回忆当时朋友聚闹的场景时说：“九姑（即女诗人方令孺）、冰心比他（梁实秋）大几岁，他很尊重她们，尤其对冰心十分关注。”
　　由于梁实秋是孤身一人在北碚，是“暂时”的单身汉，他常拿前人徐荔枝的一首寄给妻子的诗自况，其中的两句“依人自笑冯老，作客谁怜范叔寒”，他常向冰心说起。这里面其实有个典故，徐荔枝客居他乡一年，到年末时，想回家却川资不敷，遂写了这一首诗寄给妻子。幸运的是这首诗后来被他的一个同乡的妻子看到了，这位夫人大概深知夫妻别离的痛苦，看了诗后，极为怜悯，竟脱下钗簪相赠，帮他早日还家。梁实秋后来在给冰心的信中，又提及这两句，除了真的是有想家的感触外，也有朋友间玩笑的意思，希望能如徐荔枝一样有福气博得她的关心。梁实秋信中以这两句诗作为上联，向冰心求下联，冰心在回信对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并在信中说那两句诗他已对她说过两次，“真是文不对题，该打！该打！只是思家之念，尚值得人同情耳！”
　　文人们在一起，多有些笔墨游戏。有一次大家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后他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那天喝了一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她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们大为不满，都叫着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于是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着笔锋急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
　　冰心
　　
　　梁实秋确实是一个兼具才、情、趣三品的男士，从冰心的这段话中，可见她对梁实秋是非常欣赏的，虽然话中有一点谐谑打趣的意思。
　　女诗人方令孺当时也住在离雅舍不远的地方，她是梁实秋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同事，有一次到雅舍闲谈时看到冰心的题词，不禁提笔续写道：
　　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藉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仁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庚辰冬夜令孺记
　　
　　梁实秋在朋友中，不仅文才出众，品貌也是男士中的“上品”，再加上谈吐幽默风趣，很受朋友喜欢。方令孺说他“淡泊风流”，冰心则称他为“风流才子”，这其中的“风流”一词既指他的文才出众，也指他很受女性朋友青睐。梁实秋和冰心之间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朋友间的谐谑打趣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被派驻日本，冰心也随同前往，她知道梁实秋喜欢杜诗，而且也正在收集各种版本的杜诗。于是就不惜高价帮他买了日本的版本。在岁月沧桑人事倥偬的感慨中，老朋友间的友情，就如同和风一般，给了彼此以很大的精神鼓励。梁实秋在抗战后，总有惶惶然不知所终的感觉，有时就索性抛开一切愁烦，只顾眼前的吃和睡。冰心理解他的落寞之感，在信中告诉他说：“你能吃能睡，茶饭无缺，这八个字就不容易！”让他在消极中重新获得勇气。
　　


　　后来冰心在日本知道梁实秋已去了台湾。就立即给他写信，让他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她和吴文藻将为他一家安置在日本的生活，这份友情让落魄的梁实秋极为感动，这是一种患难中的真情，弥足珍贵，虽然他最终没有去，但终生感激。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之后，他们竟消息断绝。这是因为在这之后不久，冰心夫妇无法割舍对祖国的思恋，双双回国，海峡两岸的对立，使他们的友情无法传递，等到时局缓和，两岸通邮时，两人均已成了耄耋老人。
　　“文革”时期，梁实秋在台湾听说“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这一消息让他非常悲痛，他写了一篇《忆冰心》，用细腻平实的笔触，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梁实秋写信，告诉他说这一消息是误传，冰心夫妇仍健在。他虽然后悔自己孟浪，但总算是由悲转喜，他说：“现在我知道冰心未死，我很高兴，冰心既然看到了我写的哀悼她的文章，她当然知道我也未死。这年头儿，彼此知道都还活着，实在不易。”而冰心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也是感慨无尽，她给梁实秋写了回信，托人从美国带到台湾。此后。冰心与梁实秋虽然没有直接的书信来往，但彼此的情况由梁实秋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转达，这一对老朋友也算能够隔海对话了。
　　1985年上半年，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即《看云集》中一些文章）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冰心欣然提笔为此书作“序”。“序”中谈到抗战胜利至今四十年的隔海相望时，深情地说：“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像台湾的生活情况，但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
　　1986年，冰心在一篇题为《说梦》的文章中，写了自己晚年几乎每夜都做着极其欢快而绚丽的梦，在梦中常见到已故或久别的亲朋，并与之漫游五洲四海。她说：
　　这些梦里都有我喜爱的风景和我眷恋的人物，醒来也总是“晓枕心气清，奇泪忽盈把”。梦中当然欢乐，醒后却又有些辛酸。但我的灵魂寻到了一个高旷无际的自由世界，这是我的躯壳所寻不到的。我愿以我的“奇泪”和一缕情思，奉献给我海外的梦中人物！
　　晚年的梁实秋对故土北京有着深深的怀念，“怀乡”成了他笔下非常突出的情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和缓，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然而可惜的是，思乡情重的梁实秋到底没有能在去世前踏上北京的土地。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他的第二个妻子韩菁清在处理完丧事后，专程飞往北京，替他完成未了的还乡愿。她拜访了年近九十高龄的冰心，冰心在悲痛中写了《悼念梁实秋先生》。文章中说：“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啊！”
　　1987年12月1日，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北大厅里，北京文艺界人士为梁实秋举行了追思会。这也是梁实秋和结发妻子程季淑结婚的地方。冰心因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但她为梁实秋写了祭文，由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代读。会后，梁文茜将追思会上悬挂的父亲的照片送给冰心留作纪念。
　　冰心和梁实秋的友谊既建立在两人共同的文学追求上，也有对彼此人品的欣赏。冰心本来是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并且声名鹊起的，但是梁实秋批评她不适合做诗而适合写散文和小说后，她也就真的不再做诗了，而且也常对别人说自己不会做诗。冰心对梁实秋也有过批评。1984年，梁实秋的学生胡百华先生到大陆拜访梁文茜，他们一起拜访了冰心，当他们把梁实秋与第二个妻子韩菁清的照片送到冰心手中时，她激动地用手指着照片上的韩菁清说：“他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一关，他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一关！”而最戏剧性的事情是，当胡百华先生从北京回到台北前去拜访梁实秋时，他把冰心对梁实秋的责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梁实秋，梁实秋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他毫不犹豫地回应说：“我呀，她那一关我倒是稳当当地过去了。”与这一情况极为相似的是，在1999年傅光明采写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作者记录了冰心的谈话，谈话中冰心追思了一些友人，给了巴金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他对婚姻问题严肃的态度”，她感慨地说：“我的文人朋友多了，像梁实秋他们，要说才情什么的，他们都有，就是没有巴金这个专一，我最佩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最喜欢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显然，冰心赞赏梁实秋的学识才情，却不能接受他的第二次婚姻，认为他没有做到感情“专一”。相比之下，她很钦佩巴金，因为他在萧珊去世后，还保持着对妻子的一腔真情，没有忘情，也没有移情。梁实秋的丧偶后再娶，在冰心眼中就正好证实了她年轻时对文艺圈中人的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只能把梁实秋作为朋友。  

梁实秋30年代在山东大学教书，当时山大在青岛。

看过梁实秋的一些文章，他说他喜欢喝即墨的一种黑色的老酒，

喜欢在青岛居住时门前院落里的桃花，而他的老婆最喜欢的是在青岛的海水浴场 游泳和挖沙。

 

这是他女儿写的一篇回忆录，中间提到了青岛，提到了青岛的故居。

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和冰心竟然是很好的朋友。感觉他的文章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读起来很舒心。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演出。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他还亲自演戏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儿”。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他物。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说他知道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台湾、美国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本人对咖啡说不上喜欢，但是觉得如果能去蓝山玩玩也很不错。 本文转自《国家地理》

 

   

     早听说牙买加的蓝山咖啡闻名于世，并对之向往已久。不久前利用到这个加勒比岛国采访之机，专门领略了蓝山咖啡那浓烈、淳厚的芳香，了却了心中的一桩夙愿。

　　从金斯敦乘车，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了蓝山山脉著名的风景区草莓山庄。欣赏着眼前的山色和远处的海景，要来一杯原汁原味的蓝山咖啡细细品味，甚是惬意。蓝山咖啡味道醇正，酸、甘、苦度适中，有种诱人的优雅气息，确实不同于其他品种的咖啡。

　　牙买加的面积不大，首都金斯敦东北部就是蓝山山脉。蓝山的山峰海拔大多超过1800米，闻名遐迩的蓝山咖啡就生长在这片山区。据介绍，牙买加的咖啡是由一名法国海军军官于1723年从临近的地区引入的，不过这一作物的种植最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1932年，牙买加当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鼓励咖啡种植以减少对食糖出口的依赖，从此蓝山咖啡逐渐崭露头角。

　　蓝山咖啡的独特风味与蓝山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有关。一般来讲，北回归线以南、南回归线以北，这一片地带适合种植咖啡，称为“咖啡带”。牙买加正处于北回归线以南。蓝山山势险峻，空气清新，没有污染，终年多雨，昼夜温差大，有着得天独厚的肥沃的新火山土壤。最重要的是，每天午后，云雾笼罩整个山区，不仅为咖啡树天然遮阳，还可以带来丰沛的水汽。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令蓝山咖啡的口感与香味出类拔萃，得以傲视其他同类。

　　除了出众的自然条件外，蓝山咖啡从种植、采摘，到清洗、脱壳、焙炒等，每道工序都十分讲究，有着严格的标准。比如在哪个成长期需要使用什么有机肥料都有明文规定，采摘以及后续的许多程序都靠手工来完成，参与其中的大部分是女工。为了保证咖啡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牙买加是最后一个仍然使用传统木桶包装运输咖啡的国家。

　　在一家专为观光游客开办的蓝山咖啡加工厂，解说员向记者透露了蓝山咖啡为何味道纯正的“秘密”：他们的咖啡树全部长在崎岖的山坡上，采摘过程非常的困难，非当地熟练的女工根本无法胜任。采摘时选择恰到好处的成熟的咖啡豆非常重要，未成熟或熟透了都会影响咖啡的质量。采摘后的咖啡豆当天就要去壳，之后让其发酵12—18小时。此后对咖啡豆进行清洗和筛选。之后的工序是晾晒，必须在水泥地上或厚的毯子上进行，直至咖啡豆的湿度降至12％—14％。然后放置在专门的仓垛里储存。需要时拿出来焙炒，然后磨成粉末。这些程序必须严格掌握，否则，咖啡的质量将受到影响。

　　蓝山咖啡能够保持今天的极品地位，也与当地政府限产保质的政策有关。牙买加并没有因为蓝山咖啡出名，就不顾质量大量生产。而是以品质优先，宁可牺牲产量，也要保护蓝山咖啡这块金字招牌。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每年要生产3000万袋（每袋60公斤）咖啡，而牙买加每年却仅出产4万余袋。产量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蓝山咖啡豆按品质分为好几种，最顶级的蓝山咖啡豆一般不会进入流通市场，绝大部分被皇室和富豪预订了，而上市的蓝山咖啡豆是获得牙买加政府保证书的“蓝山”牌咖啡豆。国际咖啡组织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2004年度，牙买加共生产了4．3万袋咖啡，其中出口了2．4万袋。出口部分近90％流入日本，其余进入欧美市场。因为产量有限，出口量又不大，蓝山咖啡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蓝山咖啡即使在它的原产地也价格不菲，一袋4盎司（114克）包装的蓝山咖啡在牙买加的市场上售价近7美元。

　　近年中国国内各种咖啡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顶级蓝山咖啡自然也成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追逐的目标。一时间，好像只有品尝过蓝山咖啡才算真正喝过咖啡。而如不出售蓝山咖啡，就不算是真正的咖啡店。国内“蓝山咖啡”每杯的售价从30多元至100多元人民币不等，真可谓价格不菲。当然，如果是真货，上述价格也还算符合蓝山咖啡的名贵身份。然而牙买加蓝山咖啡的产量和出口量有限，中国没有直接从牙买加进口蓝山咖啡的份额，国际咖啡组织也没有任何蓝山咖啡豆出口到中国的记录。另外，相信国内多数咖啡爱好者还不具备相当的鉴别能力，区分不了不同品质咖啡间的差异。所以提醒国人当心：尽管你付出了高昂的价钱，但你杯中的咖啡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蓝山咖啡。 

漫天飞舞,一片荒芜,满眼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
再多的苦,于事无补,忘记所有才能够重来.
漫天飞舞,一片荒芜,满眼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
再多的苦,于事无补,忘记所有才能够重来.
镜中的人,渐渐模糊,心中的你,慢慢清楚.
如今雪打湿双唇,泛出冷冷一丝苍白.
曾经和你去看的海,早已冰冻不再澎湃.
那段时光已悄然离开,而我的心不复存在.
如果我不曾被你伤害,我就不会如此的明白.
最深的痛让爱醒过来.
对我来说是最后的坏.

 

好久没有上自己的空间了，打开后发现是粉色的。

 

今天打开网页首先看到的是飞机失事的新闻，一下子没有了200多人，

 

还有重庆的暴雨，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人的脆弱，和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

 

简单的快乐，快乐的简单，希望大家都能快乐。

 

我再也不会淹没自己的感情

 

我决定不再自我蒙蔽下去

 

我要释放被挤压的欲望

 

 

 

 

     那一天，我摇动所有的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在山路匍匐，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次次的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这一握，握定了百世轮回，千年尘缘。

 

    方知道世间故事，原有根本；顺缘逆缘，皆是前缘

歌手：那英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
手指著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
你傻笑的表情又那么诚实
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
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
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
带著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
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
想跟著你一辈子
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
想赖著你一辈子
做你感情里最後一个天使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
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
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
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
谁也挽不回这持离
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
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翻开电脑的music文件夹。

看到了田震的38.5℃ ，打开。

开头沙哑的琴声已经吸引住了我，

一种淡淡的怀旧的感觉袭了过来。

窗外天有些阴，有好几天了。

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贝塔海

 

阿诗玛——金花——胖金妹——卓玛

 

阿黑——阿鹏哥——胖金哥——扎西

 

彝族——白族——纳西族——藏族

 

 

      走了8天，4座城市，接触了4个少数民族，看到了漂亮的似假的石林，看到了美到了极致的贝塔海（香格里拉），错过了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错过了蝴蝶泉边那一串串的蝴蝶，错过了玉龙雪山。。。

     

      一路的期盼，半路的叹息，半路的惊叹。无雪的苍山，毫无内容的大理古城，充满了商业气息的丽江古城，一次次让我从期盼中跌入了低谷。而石林、贝塔海有把我从低谷中拽出。

 

     白族司机和纳西族导游假意的讨好兜售，藏族导游的直朴，还有昆明导游的敬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8天每天进2-3家商店，旅游结束时我已经一成为了，宝石，药材，茶叶的鉴定专家了。

 

     我来了，我来过。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人们都把它向往

那里四季常青
那里鸟语花香
那里没有痛苦
那里没有忧伤
它的名字叫香巴拉
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哦香巴拉并不遥远
哦香巴拉并不遥远
它就是我们
我们的家乡